魏晋南北朝邮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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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邮驿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中文名
魏晋南北朝邮驿
时    间
魏晋南北朝
性    质
快递
内    容
公文

魏晋南北朝邮驿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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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在邮驿的机构设置上基本沿袭东汉,但把主邮驿科的法曹归属于相国府。这个时期起草诏令、颁布密令由中书令执掌,一般的诏书仍由尚书台颁布。吴的公文通信组织可分为两套系统。中央政权同样设有中书令,起草和颁布诏书,诏书的形式也是版诏。地方各郡可能沿袭了东汉的制度,有郡奏草史,负责传递奏章。基层组织是亭。
晋代时期,邮驿由法曹主管渐转向兵曹或驾部郎管理。西晋政权初步形成了三省共掌权力,所以尚书省负责日常文书的收发,属下有右丞负责督促记录文书,写表奏事。尚书中有驾部都、客曹等,没有法曹。中书省起草诏令,颁发密旨。开始由通事舍人一人章呈奏案章,后改为中书侍郎一人掌诏命。在地方,晋代的地方政权仍是州郡县三级,每个州在中郡以上各置从事一人,巡视郡国,督促文书,检查非法。从事是州郡间负责文书传递的重要官员。州刺史对各郡的指示往往通过从事去传达。各郡皆有功曹掌管邮驿,有的则由督邮负责。《风俗通》说:“今吏邮,书椽,府督邮职掌此”。每个县都有承驿吏主管通信,由舍长主管传舍,沿路的亭则由“亭子”负责。
南北朝在公文传递的组织设置上基本上还是沿袭魏晋,公文邮驿系统的设置大致相同,依然设有尚书,法曹、客馆令、公车令等官职,侍中主管诏书的封发。这个时期的舍人开始执掌政务实权,到南齐初年,甚至能够起草诏书,起草诏书的任务从中书省转到舍人。北朝时州郡上报文书给中央,起初先上主管民事的司徒,后改为径送相府。

魏晋南北朝邮驿传递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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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驿趋合的过渡时期
东汉初年,传、驿已有合并的趋势,但魏晋时期传驿还是两套机构,传舍提供的大部分是马匹,传驿在作用上还有明显的区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对传、驿两者历来分别管理,一归客驿令,一归法曹。在地方上,传舍设在县以上的城市内,由舍长负责,县以上城市内另有一套邮驿共置的机构,由承驿吏负责;道路沿途则有亭传或邮亭来接待过往官员和传递公文的人员。因此,魏晋时期的亭传、邮亭任务已经基本合一。后来,由于战争的频繁,步递已经逐渐淘汰,如有特殊需要会派步卒——“健步”专程前往递送。
在传、驿逐渐统一的过程中,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的不同,则任务有时会有交叉。这个时期结束了秦汉时代的传驿分设,开创了隋唐的馆驿合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2)公文传递机构——驿站
曹魏的公文传递以驿为主,步递使用较少。而在此以前,发信机关一般都派专人前往,即为——“健步”。如扬州刺史矫诏讨司马师,是“遣健步赍书至兖州”,《通鉴》注为“健步,能疾走者,今谓之急脚子,又谓之快行子。”这都是专人送信而不是交邮发递。魏的军事文书很多,绝大多数交驿传递。如“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紧急军情如羽檄也由驿传送。如蜀北伐时,曹魏的“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
晋代,一般文书或檄文似是交驿传递,但不派专人。如今武帝时下令大小官员普遍增位一等,“驿马班下,被于远近”。又如“齐王冏檄至”,扬州刺史郗隆犹豫未决,别驾顾承劝其“宜急下檄文”即迅速转递各地,“隆无所言,而停檄六日”,几口住未发,说明檄文也是交驿传递的,而不是派专人。淝水之战后,前方向东晋首都发去驿书,说明捷报也是交驿传递。晋时文书数量很多,王羲之说:仅会稽一地,“从事者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可见晋代交驿的公文还是不少的。
晋代对送信的人称为“信”,与现代的用法完全不同。《演繁露》说:“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通过驿传递的文书叫驿书。史籍中常有“驿书班下”等记载,具体承担传递的人可能是“行书兵”,晋简中有一条为:“四月二日赐于阗…三日赐行书兵……”。传递过程也与汉制类似。驿,除递送文书外,还广泛用于征召、口头通知等事宜。
总之,这个时期的公文驿递方式主要以专递为主,并交由驿驰行。主要工具为车马,加上船。驿有急缓之分。普通公文发驿叫乘驿,如“乘驿代将”“乘驿旨都”,“遣队主……乘驿敕世祖”等。由于驿马主要工具,所以称“匹马之驿”。
(3)水驿
这个时期,南方经济开发,中国的邮驿道路范围扩展到了南方并得到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水驿。东吴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所以当时的公文传递的驿路是水陆兼行。晋代对驿路有所修整。东晋在广州一带的驿路两旁种植官柳。陆路之外还有水路,较为发达。如南广郡“自棘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南朝的驿路或是水、陆两途,或是水陆相兼。不少公文的运输,都经由水路。

魏晋南北朝邮驿传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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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专人送信为主,接力传递的记载较少。魏曹时驿置与传舍只是提供食宿,替换马匹,通信人员往往跑完全程。中途换马不换人,专使级别也比较高。如:
“出,天子在河东,有手笔诏书召布来迎,布军无蓄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候,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曹操)又手书厚加慰劳布,……布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绥来拜布,……布乃遣奉车都尉谢恩”。
在晋代,其重要文书也是由专人乘驿,换马不换人。八王之乱时,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因导以利谋,颙从之,上表曰:……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可见是专人专递。
两晋时期晋代公文传递方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流动送达。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但作大函”,走到属下的村子,则让当地人“投函中讫,送还县”再拆阅;二是动乱中传递迷信的方式多样。驿道不通,使者或是绕到前进,或是化装成商人。如果城池被困,则将书写在帛上,附于箭中射出。更为保密的是,将公文裹在箭杆上,然后在外面涂上一层漆来伪装。东晋荆州刺史仲堪,“时内外疑阻,津遇严急,仲堪之信因(豫州刺史)庚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杆中,合镝漆之。楷送于(王)恭。恭发文,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
南朝诏书首先是由侍中封发,为了官文书的迅速安全,一般要加“如”字。千里驿形乃指公文以最快的速度运行,作为象征标准,或许昼夜兼程,接力运行。《后汉书·李固传》:“千里移檄”也是这个意思。地方上报的公文要严格按照县——郡——州的次序依次转递。为了便于推算文书从发出到接收的日期,每个州距离国都的距离,都要根据实测做出明确的记录。从现有的史料看,记载最为详尽的最早当属南朝。

魏晋南北朝邮驿传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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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对于公文来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纸的广泛应用,普遍取代了竹木简牍,便于书写和运输。纸的发明虽然出现在汉代,但是普遍推广使用则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
对于公文的传递来说,马镫的发明推动了驿马传递。现只有确切年代的一副在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墓中发现。这些对于公文传递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
魏曹政权建立后,交通干线得到了恢复,邮程也大大加快。如:“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水路的公文传递速度很高,如顾荣与陆玩等人“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此外,还出现了水路相兼的驿路,速度更快。如顾荣被征为侍中,行至彭城,“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骑,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
另外,由于传驿趋于合一,驿速就不算太快,一般发驿使按程行进。北齐时,陆路每日200里左右,水驿顺水时比陆路还快,逆水时则很慢。如有人从扬州乘船到成都,竟用了一年时间。北周的驿速答曰是每日300里上下。北周宣帝从长安“行幸雒阳,帝亲御驿马,日行300里,皇后及文武侍卫并乘驿以从。”

魏晋南北朝邮驿邮驿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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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有关邮驿的律令一般是散见于各种法律的不同条文当中,没有专门为公文传递颁布驿律。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邮驿专门法令——魏《邮驿令》。《晋书》说:魏法,制信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180余篇。其序略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邮驿令》命名的专门法”
晋代对职掌机要的官员与他人的通信限制很严。如“刘超……自以职在中书,决不与人交关书疏”。
南朝刘宋时,侍中谢晦“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从这个“谢晦坐玺封违谬,遂免侍中……”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南朝公文传递纪律是很严格的。皇帝有时还会把刚发出的诏书追回来检查,看看传递过程中是否被私自拆开。如刘宋“太祖尝有函诏敕(杜)坦(坦长子杜琬)琬辄开视,信未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丞都答曰:诸郎开视。上遣主书诘责”。南朝规定收到驿书必须迅速执行,不得拖延。刘宋时驰檄宣布沈攸之的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攸之密迩内畿,川途弗远,驿书至此,晏若不闻”。未遣章表,奄积旬朔。……此其大逆之罪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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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