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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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第1卷)》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度学术论文选集,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等国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集中展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的最新学术成果。所选文章立意高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视野宽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书    名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页    数
346页
开    本
16
定    价
58.00
作    者
罗家祥
出版日期
2013年1月1日
语    种
简体中文
ISBN
9787560985664
品    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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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内容简介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第1卷)》的论文,均为我校国学研究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本校各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作者简介

罗家祥,1957年生,湖北天门人,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两宋政治史、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分别于1982、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1993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9月-1995年9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96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2001年3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入选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赴该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其间应邀赴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El Paso)进行学术讲座。获选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我最喜爱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十佳“师德先进个人”。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教育部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11世纪后半至13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5部,合译学术著作1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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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与宋史研究罗家祥
  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杨华
  宋朝民间争讼简论雷家宏
  身体与空间:汉魏六朝时期上巳节中的女性与女性活动夏增民
  孟达事件与诸葛亮治蜀白杨
  论唐宋时期的赐绯紫陈文龙
  《清实录》宫藏版本考谢贵安
  《杨盈川集》版本源流考陈于全
  汉代西北边地物价考——以汉简为中心刘金华
  蔡清著作《四书蒙引》的背景、意义及其对《四书大全》的修正朱冶
  《论语》中的称谓与避讳研究程邦雄
  服饰名与身体部位名黄树先
  近代汉语依凭介词的发展何洪峰
  中国古典小说“缀合”结构与传统思维模式张跃生
  “志怪”语义源流考论李军均
  黄宪考论李耀南
  荆州学派的学术文化特色及其影响李传印
  老子道论的现象学阐释王均江
  晚明儒学转向与内在理路说的问题与实质——以焦竑为中心的考察黄熹
  儒学作为非宗教的自我转化的伦理学——徐复观、劳思光去形上学化的儒学诠释论析廖晓炜
  从马克思的人本关怀看曾国藩的事功与专制政权的自私野蛮张超
  民国时期社会保险思想的传统渊源李琼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汉口人与早期汉口城市化汤黎
  清末五大臣出洋与美国人的中国观——以美国报刊中戴鸿慈、端方使团为中心陈丹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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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首先,梁启超对焦弦作为“王学家”读书的困惑、余英时关于焦弦思想“分为两橛”的论断、李焯然所见焦竑不易定位的难题,均是把心性之学与读书看作水火不容的对立面的结果。如梁启超不理解焦竑为何既是王学健将又喜欢读书,在他看来,“王学健将”们似乎应是不读书而只追求“空疏”的心性之学的,这是他对焦竑“好读书”感到困惑的原因。但焦竑以知性复性为治学宗旨,主张下学上达和博文约礼,集心性之学和博学考证于一身,看似矛盾而实无矛盾。实际上,心性之学与博学多识的结合非焦竑的创造,二者也并无矛盾冲突,宋明理学本来如此,儒学本来如此。作为一位喜好读书、博学多闻的学者,焦竑并未因读书太多而受到王门后学们的攻击批评即可说明问题。若王门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都反对读书,他们对焦竑岂不口诛笔伐?相反,焦竑被誉为“士林祭酒”、“钜儒宿学,北面人宗”,正说明当时包括心学在内的学术界对焦竑及其读书的肯定,由此也可见所谓“心学末流”并非全然空疏。因此,焦竑作为“王学家健将”,读书也是其为学之途径和工夫所在,此处并无矛盾,梁启超之困惑可解。
  其次,焦弦的王学立场未阻碍他的博学多识,博学多识也未让他放弃王学立场。焦竑思想之“要领”在“知性”而不废“博综”。余英时认为焦竑之学分为“两橛”,焦竑的王学立场与博学多识、“旧有的理学门户”与儒家智识主义、理学与考证、心性之学与博学考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且皆须由前者转向后者,由后者取代前者,实乃误读。事实上,就此而言,余英时所说实为晚明儒学如此之转变,而非转变的原因,也并未说出何为内在矛盾,由如此的对心性之学结束与博学考订的兴起在时间顺承上的联系的描述,并不能推出二者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焦竑的王学立场本不阻碍他的“博学多识”,否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将不知王学为何而生或王学是否儒学。李剑雄认为,焦弦“作为一个思想比较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独立见解,而又才气纵横的学者,同时从事心学与考据学的研究,而且都有所建树,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人眼中,焦竑的主张未免‘两截’,而焦弦却有他自己的逻辑与思维方式”。应该说,焦竑思想中与儒学中如此的内在矛盾并不存在,读书与心性之学并不构成焦竑思想的内在矛盾。否则,我们只能认为在宋明理学甚至儒学中,读书与心性之学本相矛盾和分为“两橛”。顺此推论的结果,便是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由理学转入考证或实学,最后是对宋明理学乃至儒学本身的否定。而且,如果智识主义与所谓“理学门户”相对,那么,是否应该认为“理学门户”代表的就是反智识主义?可以看到,余英时此处所指虽为焦弦的“理学门户”,但实际上所涉及的已不只是焦竑,而是也指王门心学,甚至是包括了程朱理学与王门心学在内的宋明理学。在认为心学“尊德性”之方法为反智识主义后,余英时实际已将整个宋明理学和儒学本身的“尊德性”都纳入了反智识主义的范围,因为宋明理学和儒学都“尊德性”,进而,由“尊德性”是反智识主义,得到的结论就是儒学乃反智识主义。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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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近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似乎具有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21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则是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80多岁退下来之后,则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新加坡、台湾以及其它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当然人文的提升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世纪享誉中外的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20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严重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亟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绝非同一般。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20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10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是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杨叔子
  序二
  华中科技大学于2008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我校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年岁尾,国学研究院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历经近两年的筹划和各位同仁的辛勤劳作,从形式到内容均有所改变的《华中国学》第一卷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均为我校国学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本校各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2009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11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10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与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等近70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3500字的《序言》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79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序言》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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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第1卷)》的论文,均为我校国学研究院同仁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本校各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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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社会保险思想的传统渊源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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